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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因为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

如，在问责机制中应给予信贷人员合理的容错纠错空间，将基于个体风险的考核转为基于大数定律的概率风险考核。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用出现了结构性收紧，因此有必要系统性地梳理现行的金融监管指标，让一些指标回归中性，将一些重复监管的指标剔除，以便腾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空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首要问题在于“融资难”，即资金的可获得性。

两人租住在大船港村一处独院民宅的一间瓦房平房里，院内大概还住了六、七户人家。事发时，邻居曾听到女人“啊、啊”的叫声，但因平时两人也会吵架，所以没有在意；另一名邻居看到了瓦房冒烟，但时值冬天，以为两人在生火取暖。所有人都没往坏处想。直到靳勇跑出去叫人救火。

而西方观察者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7年评论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基辛格在做出这一评论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五分之一。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斯（Jim Rogers）也曾评论道：“正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目前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地缘政治秩序影响最为乐观的预测则是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他的观点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2012年的第二版更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新秩序的诞生》）。

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

2002年7月，特华投资控股就入主华安保险达成意向。据悉，当时李光荣联合了6家关联企业，组团收购华安保险，而特华投资控股将其收购比例严格控制在了10%以内，最终顺利以2.9亿元的价格，从华侨城集团、深圳机场集团、三九集团等数家公司手中收购了华安保险70%股份，使得华安保险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控股财险公司，而李光荣成为其实际控制人。